课后服务是民生热点，也是教育新命题。近年来，课后服务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些有益探索，但总体看依然停留在起步阶段，不论从时间安排还是从服务品质上都无法达成预期。“双减”政策出台后，课后服务的转型发展成为赋予中小学校的重大使命。

　　如何把好的国策转化为现实，真正受益每个人？切入点与落脚点是学生。学生是教育服务的第一对象，也是教育质量的第一反映，他们的感受与体验、成长与发展状态直接折射出教育服务的品质，要走近学生，换位思考。学生对课后服务的普遍需求是“希望下午四点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学校能做出天地的转换吗？能给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与体验吗？久居于室内的学生对室外的放飞充满憧憬，学校不能无视，而是要积极打造新的时空体验。现在的孩子缺少玩伴，学校的优势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点。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学校要让学科教室与服务天地有空间的转换，提供有选择的玩伴体验。

　　家长和教师是课后服务最敏感的人群。做好课后服务，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做好家长和教师的工作。对于家长而言，课后服务方便了接送，孩子能及时完成作业并适当发展兴趣爱好。而课后服务不仅仅需要学校的时空支撑，更重要的是要有管理与指导团队，有一定的课程形态，不能全部依靠学校和教师，如果全靠学校和教师，反而会使得教师从专业方阵走向服务方阵，破坏了教育生态。做好家长工作，不是靠一所学校、一个片区就能完成的，需要全民统一认识。要让大家明白课后服务是集体释压——用集体分担的形式释压。全盘托付给学校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要考虑师生的负荷程度，别解决了接送困难、弥补了培训缺口，却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生态。

　　基于以上的教育直觉与常识，我建议从五个方面做系统谋划：

　　第一，规划时间。学生在校时间不是越长越好，家长接送孩子不是越迟越好。课后服务时间上要有统一与差异的设置，没有托管的可以正常下课时就离校，有托管的一小时后放学，接送有困难的再延迟一小时，个别有特殊需求的还可以再延后半小时，基本上是15:30、16:30、17:30、18:00四个时段。家长不要有从众心理，只要家长有时间，只要孩子愿意，就要果断选择正常的放学时间，让孩子有正常的课余时光。只有有所分流，才能实现教师弹性上下班。

　　第二，重构空间。在一个空间待久了，就想走进新的空间，这是每个人的基本心理，孩子更是如此。课后服务不能等同于教室托管，要想让学生接受“5+2”，政府要积极打造以学校为中心的一公里课后服务圈，让社会各种教育力量与机构参与进来，以少年宫、科普园的形态半公益运作，让学生可以就近选择不同形态的课后服务。学校更要主动担当，就地转型，让“5+2”在空间上等同于“学校+俱乐部”，线上线下架通，以此带来学习状态的升华。

　　第三，打造联盟。课后服务不是学校单方的事，首先要打造教师主力联盟，发挥每位教师的特长，让教师彼此协作。其次要打造家校联盟，家长是学校最大的盟友，很多家长有一技之长，也有很多热心的志愿者，可以请他们融入课后服务团队，共同打造和谐美好的校园文化。再其次，要打造社区联盟，引进社区义工和社会培训机构指导师，丰富课后服务的团队。最后，要打造学伴联盟，让学生有自己的伙伴，有选择自己伙伴的可能，有与伙伴一起嬉戏、玩耍、闲聊、学习、探究的机会。

　　第四，精选内容和形式。拿什么内容做课后服务，以什么形式呈现，是最为核心的话题。从“双减”政策里我们可以看到提示——“充分用好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定位非常清晰，就是答好基础与提升、共性与个性的命题。学校在保底思维的基础上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要因校而异、因材施教，精选服务内容和形式，不能把课后服务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不宜把各类评比、文化节、消防、禁毒、防诈等集体性教育活动甚至教学研讨从常规时段挪移到课后服务时段，这会变相加重师生负担。课后服务内容要纯净一点，允许他们有散漫的时光，包括发呆。如此取向的课后服务一定是最接近儿童的。

　　第五，合理编排各要素。时间、空间、人员、内容、形式的基本要素摆在眼前，如何进行有机组合实现效益最大化？这就需要做好课程形态的衔接：动静结合，下午已有体育课的，课后服务可以不排或减少运动项目；左右脑结合，如语言类兴趣课程后可以安排声乐类课程。此外，要根据课程需要，在时间安排上长短结合，常规课40分钟左右，长课约1小时，短课约20分钟，穿插小伙伴自主课程，根据课程时空需要进行选择，实现校内校外相结合。（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执行校长 潘照团）